Menu
header photo

五柳村导读

Search

Archive

Comments

There are currently no blog comments.

Blog Component

“冰花男孩”揭示中国留守儿童困境 | 纽约时报中文

January 15, 2018

作者:赫海威

2018年1月15日

8岁的王福满。中国有上千万的贫困留守儿童,王福满已经成为这种困境的象征。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北京——本月一个寒冷的早晨,8岁的王福满像往常一样出门去上学,他要走4.5公里(约2.8英里)的山路,还要跨越小溪,才能到达他读三年级的教室。

当王福满两小时后进入教室时,同学们爆发出一片笑声。寒冷的天气让他的头发、眉毛和睫毛结满了冰霜,他看上去像个雪人。他的两颊也冻得通红。

王福满就读的云南省转山包小学的老师把他的样子拍了下来,并把照片发到了微信上。微信是中国人喜欢用的即时通讯服务应用程序。这个男孩一下子成了网络红人,被评论者誉为农村人真实决心的象征。中国的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43%。

中国的官媒称他为“冰花男孩”。

 “暖心!”一位用户在微博上写道。“一定不要忘了最初的梦想。”

有人称他为民族英雄。

“有人从小福憨厚的笑脸中看到了美好和希望,”一家中国报纸这样写道。“与我们相距万里的歪果仁们,也从这个小小男子汉身上,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努力与坚强。”

但是,王福满的照片也揭示了数千万所谓“留守儿童”的困境。他们的父母离家去大城市工作后,这些孩子基本上是在贫困的农村地区独自生活。随着几百万农民工为了追逐繁荣的梦想而离开家乡,曾经维系着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崩溃。

与王福满一样,许多留守儿童和他们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留守儿童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障碍,包括营养不良、住房破烂不堪,以及交通不便。近年来,许多农村学校关了门,迫使许多孩子上学要走很远的路。

这些困难导致农村儿童中的高辍学率,失学危机损害了中国培养高技能劳动者的能力。

“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类似的发生在留守儿童身上的艰难事情,”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研究中国城乡差距的教授陈金永(Kam Wing Chan)说。

陈金永说,政府本可以通过帮助他们一起迁往大城市,让家人在一起。但许多城市对谁有资格享受教育和医疗等福利有严格的规定,实际上将农民工作为二等公民对待。

 

王福满和姐姐在云南与奶奶一起住。他们的奶奶身体不好,父亲在外打工。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誓言要在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但这并不容易。许多家庭生活在远离现代化道路、学校和医院的偏远地区。虽然城市地区正在迅速富裕起来,但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数据显示,约有五亿中国人每天只靠不到5.5美元(合35元人民币)钱维持生活,这些人约占总人口的40%。

虽然王福满的故事引发了网上许多令人振奋的评论,但也激起了一些关于中国消除贫困努力的冷嘲热讽。

“我们解决不了贫困,”一位微博用户写道。“但我们可以赞美贫困。”

王福满因冻疮肿起来的小手的照片也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互联网用户表扬他字写得漂亮,还指出,手的照片上还可以看到近乎完美的考试分数。

在王福满所在的学校,学生们告诉国家新闻机构,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而且,在他们长途跋涉的上学路上,头发冻冰的事经常发生。

王福满的故事促使不少人向该小学和青少年慈善机构捐钱,捐款总数至少已达33万美元(215万元人民币)。当地官员表示,他们将启动一个为该地区贫困儿童提供冬衣的计划。

王福满在接受中国的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讲述了自己每天上学的路程。他说,老师拍照的那天,他忘了戴帽子和手套。

王福满和姐姐与奶奶一起住,奶奶身体不好,父亲王刚奎周六在电话中说。他说,孩子的爷爷在监狱里。

王刚奎常在昆明当建筑工人,昆明距离鲁甸县王福满的家约400公里(合250英里)。王刚奎说,福满的妈妈两年前离开了家。他说,他不得不出外打工,因为家里欠了很多债。

“别的村民都瞧不起我们,”他说。

王刚奎说,他希望他的孩子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心里老惦着他们,”他说。“我希望他们都能上大学,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王福满对中国的央视说,他希望能去北京念大学,将来当一名警察或科学家。

他说:“虽然我当了网红,但还是不能骄傲。”

—— 原载: 纽约时报中文网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14, 2018

剑挑飞雪:云南又出“杨改兰”?我很想看看官媒如何励志

January 15, 2018

文/剑挑飞雪

甘肃“杨改兰”一家的悲剧过去刚才一年,想必大家都一定还有印象,这不悲剧又发生了,事发地点是云南昭通市镇雄县。

关于事件,镇雄县公安局的通报是这样说的:1月11日,镇雄县公安局新闻办公室通报称:经公安机关开展现场勘查、尸体检验、物证鉴定、调查走访等侦查工作,1月7日发生在镇雄县花朗乡3人死亡4人受伤的刑事案件告破。案系死者之一的李明华所为,其作案后服农药“敌敌畏”自杀死亡。“凶手”是死者们的爷爷。

 

关于“悲剧”的原因,有报道是解释的:当地民风淳朴,就连偷盗现象都很少出现过。此事发生前无任何征兆,死者一家未曾与人发生争执。李明华夫妻俩老实能干、待人和善,与邻里间没有矛盾,大家相处得都很融洽。其几个孩子比较乖巧,没听说与谁家小孩有过争执。事发前村民们都没发现李明华一家有啥异常。

既然如此,那么几个孩子为何会遭此毒手?当地村民都说,实在想不通。其实,想不通的恐怕还不止是当地村民,我估计想通的人不多。起码我就想不通。为什么?因为凶手是死者爷爷。人人都说,虎毒尚不食子,更何况是隔代更亲的爷爷。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爷爷对自己的孙辈们痛下了杀手?

此事让不少人想起了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的农妇杨改兰:2016年8月26日下午,杨改兰挥斧将自己的4个孩子杨某帆(女,6岁)、杨某利(女,5岁)、杨某清(男,5岁)为双胞胎、杨某福(女,3岁))杀死后,服毒自杀后不治身亡。

导致杨改兰杀死四个子女的原因,后来有事实证明是因为一个穷字。据说是杨改兰因为穷绝望了。后来有资料也证明这一点:杨改兰家几近赤贫。甘肃康乐县政府也发通报承认了他们当地在扶贫政策落实等方面存在着“不深入”、“不到位”和对“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不主动、不及时”的问题,当地党委还给了副县长马永忠、景古镇党委书记白仲明、镇长吕强、副镇长以及阿姑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严重处分。

按说,如此的悲剧应该不可能再在中国发生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杨改兰惊天悲剧发生的一年多后的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又发生了。为什么云南昭通市镇雄县政府没有从杨改兰一家的悲剧中接受教训呢?

当然,我们现在还不能断定李明华杀死自己孙子的原因也是因为一个穷字,起码现在作判断和批评政府还有点过早。但如果仔细对比分析这两起惊天悲剧,你会发现两者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比如,都是先杀的小孩子,都是杀完后自杀,都发生在农村,两家的状况都基本相似,都是贫困户,家里的青壮都出去打工,而且他们所在地方都是中国目前最贫穷的地区之一。

事实已经表明甘肃杨改兰一家悲剧已经证明相关方面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实能不能也表明李明华家的悲剧相关方面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呢?据说,1月10日上午,镇雄县公安局政工科称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相信不久人们会真相大白。

说几句题外的话:目前关于云南昭通市镇雄县爷爷孙事件的自媒体文章差不多已经被全部删除干净,原因可能是文章把原因归为了贫穷,或是指责了当地政府扶贫工作存在的问题吧。

目前的官媒对此事我还未见报道,会如何报道呢?剑挑飞雪很想看到。因为前几天,也是云南昭通的事,就是这个——

 

官媒和自媒体是报道就很不一样。

自媒体基本上说的都是希望政府加大扶贫力度,而官媒水平就要高的很多了,基本上都是励志是,人民日报的话说的最漂亮:孩子,你吃的苦将照亮你未来的路。这个也不差——-

 

中国人不缺少智慧,任何一个事件都能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结论。

不知道云南昭通市镇雄县这一起爷爷杀死孙们的事件官媒会如何励志,剑挑飞雪很期待,十分期待。

中国数字时代 2018年1月14日 上午 12:27

编辑: 东格

张比:试论“阎淮现象”

January 15, 2018

阎淮著《进出中组部——一个红二代理想主义者的另类人生》的出版,使许多读者耳目一新,并引起了热议。

阎淮出身于革命干部家庭,早年先后毕业于北京101中学和清华大学,文革中参加过保守派红卫兵,毕业后当过工厂副厂长,煤炭部副部长秘书,中组部青干局干部,康华公司高管,1989年政治风波后出走,短期参加民运后,成为政治学者。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二代”,不去接革命的班,也不去经商发财,却深刻反思了中共建政的得失和自己几十年的人生曲折,除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和学术论著外,又推出了这部“另类”的人生回忆,实在是一种少有的特殊现象。笔者作为阎淮的中学和大学校友,多年来一直关注着他的行走轨迹和思想变化,阅读他的近作后,将他近年来的表现和在海内外的影响,称作“阎淮现象”,并对此略加评论。

一、什么是“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表面上看,是一位红二代,前“吏部主事”,披露了中共考察、选拔、任命干部的内幕,顺便涉及了中共高层如陈云、薄一波、江泽民等以及他们子女的不为人知的诸多轶事,引起了读者的广泛兴趣。而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们,又看到了他与多数红二代不同的“另类”表现,以为是一种特殊现象。

但是,这都只是看到了表层。要看到更深层次的东西,需要看他与众多红二代的不同的表现,分析他的思想与行为特质。

老一代革命者的子女,除少数出生于上个世纪20、30年代外,多数出生在40、50年代。他们的表现,也多数从文革开始,活跃于文革后。就其职业和最终追求来看,可大致分类如下:

专心科研型:如彭士禄(澎湃之子)、聂力(聂荣臻之女)、杨为民(北航教授、杨秀峰之子)、顾逸东(中科院士、顾准之子)

文学艺术型:如谢飞(电影导演,谢觉哉之子)、张郎郎(画家,张仃之子)、贺捷生(贺龙之女)

从军接班型:如贺鹏飞(贺龙之子)、粟戎生(粟裕之子)、许延滨(许光达之子)

出国谋生型:如宋彬彬(宋任穷之女)、林梅梅(林枫之女)

经商致富型(体制内):如孔丹(孔原之子)、王军(王震之子)

从政接班(安全型):如俞正声(黄敬之子)、李铁映(李维汉之子)、刘延东(刘瑞龙之女)

从政接班(野心或贪腐型):如薄熙来(薄一波之子)、郑光迪(周恩来秘书杨刚之女)

受牵连失意型:如林彪女儿、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子女

民主自由派:如胡德平、胡德华(胡耀邦之子)、陆德(陆定一之子)

由于未做大数据统计,无法得出以上各种类型占的比例。但显然,最后一种类型所占比例是很低的。

阎淮自然可归入此种类型,但他又与里面的多数人不同,一是他曾经在文革中与孔丹一流表现类似,都是保守派红卫兵,而文革后十几年又从政且比较顺利,用江核心的话来说,就是党对得起他。如果他不离开中组部,应该还有上升的空间;如果他在康华公司不走的话,也可进入经商致富型。

但是他却在政治风波后愤然出走,又在此后成为海外政治学者,对中国的革命历史和现行体制进行了多方位的观察和深刻的反思,发表了有影响力的论著,可见,他的特征是幡然觉悟,彻底反思。

由此,可以说:“阎淮现象”,就是一种被原有体制培养并在原有体制下受益的“红二代”,脱离原有体制并进行深刻反思,而向人类普世价值回归的思想文化现象。

二、为什么会出现“阎淮现象”

“阎淮现象”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虽有一定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试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分析。

先看内因。

阎淮虽然出生在干部家庭,但其父母均为知识分子出身的业务干部,并非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在这样的家庭里,他从小就爱学习,爱读书。他天性善良,同情弱小。在中学里,他并未与干部子弟拉帮结伙,而是接近知识分子家庭和其他“出身不好”的同学。如他的同班同学徐朔经,父亲为因主张建立中国劳动党的清华教授徐璋本,在受到歧视不允许上大学,到房产队工作后,阎十分同情,并去看望他。这在101中学是很少见的。记得阎淮上了大学后,还在星期天回中学去掏粪,打扫厕所,虽然是在“学雷锋”,但其热爱劳动、接近平民的精神也可见一斑。文革中,他保工作组,但并未狠整反工作组的同学;清华红卫兵掌权期间,他参加抄家,但又暗中保护了中学同学郭某的家人。工宣队进校后,他刚直敢言,不阿谀奉承,所以被分配到西北环境艰苦地区。在煤炭部和中组部工作期间,他也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顶撞领导的“刺头”。此外,他在文革后期及出国以后,读了大量古今名著和现代政治理论书籍,形成现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所以,从人性特质和知识储备来看,他在晚年大胆披露内幕,反思体制,就具有了内在的动力和能力。

再谈外因。

阎淮就读的中学,虽然曾经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但在他读书期间,已经有大量清华、北大等高校和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子女及附近的平民子女入学,在和他们的接触中,阎淮的平民意识在进一步增强。101中学的校长老师,也不是那种“突出政治”,不学无术的党棍,而多是知识渊博,性情温和的教育工作者。这种环境无疑对度过高中生活的阎淮有正面的影响。在清华大学,虽然老清华的传统已经保留不多,但学习理工科的阎淮,也逐步形成以逻辑思维为特征的科学思维方式。文革后期,由狂热归于冷静,阎淮开始初步的反思。

步入政坛以后,虽然背后有陈云通过陈元对他一定程度的遥控,但胡赵时期的相对开明的政治,李锐等“两头真”的老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真诚与睿智,无疑也感染和影响了阎淮。

促使阎淮毅然出走的直接原因还是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他身在现场,亲眼见到的血淋淋的现实,使得他惊讶,愤怒,绝望,失去了对原有体制的幻想。

出国以后,由于各种机遇,他进入美国、新加坡等地的政治研究机构,得以阅读更多的资料,接触到严家褀、刘宾雁等流亡人士和杜维明、余英时、胡志强、马英九等海外学人,方得以打通中西界限,融合最新研究成果,开阔国际眼界,并彻底放弃原有被灌输的革命与专政理念,回归普世价值。

阎淮曾对笔者说,60年来,前30年是吸毒,后30年是排毒。从他的经历看,如果没有外部条件的改变,排出原有毒素,吸入新鲜营养,就很难做到。但是,没有本身的自觉,吸毒成瘾,病入膏肓,也不可能有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这就是“阎淮现象”出现的内部和外部原因。

三、“阎淮现象”的启示

1.读《进出中组部》,不能只热衷于官场秘闻,看大佬的密室策划,高层的勾心斗角,而要看到作者的深意。进出中组部的书名,隐含的意思是进入和离开原有的体制,进入是被动的,离开是主动的。连阎淮这样根正苗红的人都要离开,说明此体制的运转已经出了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前景失去信心。所以,才有了罗宇的告别总参和阎淮的脱离中组部。当然,还有许多人不愿离开,要继续在里面捞好处,逞英雄,但总有明智和有良知的人会与之决裂。因此,对体制内的人,对红二代不能同等视之,一概认为是维护既得利益的顽固派。相信会有更多的人觉醒,更多的阎淮出现。

2.“阎淮”现象已经在海内外,在他的中学、大学校友中产生了影响。但是,和他曾经关系密切的一些中学校友并不认同他。他的大学校友中,情况各有不同。原清华大学红卫兵,曾经在1966年“红八月”中大显身手的“将军”好汉们,有的顽固坚持原有观点,有的虽有一些反思但沉默不语。而原造反派(分裂为两派)中的一些知名人物,少数仍然沉迷在文革“大民主”的美好回忆中,对领袖和“旗手”情意缠绵。还有的校友派性未消,以“一贯正确”自居,把很大精力用于揭露对方的残暴,而对自己一方的错误和自己思想上的失误缺乏反思。作为原保守派红卫兵干将的阎淮,尚且能够解剖自己,深刻反思和忏悔,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为何我们不能呢?上帝都允许年轻人犯错误。犯了错误没有什么可怕,关键是要承认和改正,而不是继续“试错”。经历了文革的清华校友们,应当向阎淮学习,消除派性,增进团结,共同为总结文革的教训,走出专制主义思想的阴影,继续做出努力。

3.“阎淮现象”的出现,阎淮思考和阐述的新的政治理念,无疑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他认真学习和思考,反思旧体制之弊病,展望新时代的到来,显示了一位自由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当然,他的阐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可以讨论。但他对祖国对民族的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令人感动。目前,清华校友和众多的海内外朋友们,关心中华民族命运的正直的知识分子们,要沉下心来,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加强团结合作,继续探讨政治体制改革之路。我们的努力和付出,不会是白费的。

 

—— 原载: 華夏文摘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14, 2018

严家祺:什么是共和国的根本原则?谈中国即将进行的宪法修改

January 15, 2018

读到新华社昨天(1月12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将贯彻四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是,“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
    
     在中共19大闭幕後不到1月,去年12月22日,《博讯网》、《纵览中国网》刊登了我为《前哨》月刊写的《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一文。2017年12月1日,香港《前哨》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国并没有宣布要修改宪法。这篇文章有一节《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具体分析了中国1982年宪法存在的问题。文章说,“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2018年1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按理说,修宪可以改变“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这种现象,这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国家主席拿走了政府总理的权”这种现象,有助于在中国实行法治。但昨天新华社消息说,这次修宪,“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现在看来,也许就不修改宪法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了。
    
     1982年宪法,总结了毛泽东终身独揽最高国家权力和文革教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中国制宪史上的重大成就。但1982年宪法,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就是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另设了一个「国家中央军委」,在1989年,中国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既不是「国家元首」、不是「政府首脑」,按「一党专政」体制也不是「党的首脑」的一个人手里,这正是造成邓小平和赵紫阳发生冲突和“六四灾难”的制度原因。在世界各国,除了伊朗等极少国家外,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全国武装力量的統率权,都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早在1982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讨论新宪法草案的会议上,我就提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无实权,权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这种模式是完全不足取的”(见1982年5月5日北京《光明日报》第1版严家祺《从长远观点看宪法》)。
    
     “伊朗条款”就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都不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统率权,而由另外人掌握的条款。今年3月修宪,有必要明文规定「国家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使「国家中央军委主席」与「国家主席」同时由一个人担任,或者完全取消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央军事委员会》一节,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統率全國武裝力量」。如果不废除“伊朗条款”,到2020年,中国就可能重演2003年至2004年江泽民第三次连任军委主席的做法。
    
     2018年这次修宪,“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也许就不修改上述两个条款了。“小改”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次宪法要废除1982年宪法国家主席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条款。那就不是“小改宪法”,而是“大改宪法”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不是君主制国家。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就是没有皇帝、国王、天皇、沙皇、军事独裁者、哈里发这些终身在位的国家元首。1949年後,毛泽东事实上独揽大权,但他还不敢连续担任几十年「国家主席」,到最后,毛泽东废除了「国家主席」职位,1975年到1978年,中国不设「国家主席」。
    
     1982年宪法有一点非常重要,这就是总结了毛泽东终身独揽最高国家权力和文革教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一规定,是不容修改的。废除这一规定,就是对1982年宪法的非常重大的修改,会直接影响到2022年中国最高权力更迭,这将动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和政体。我希望,这次修宪,不会改变这一宪法条款。 
    
     在2020年前,如果达成两岸和平统一,中国召开制宪会议,制定涵盖两岸的统一宪法。按新宪法规定,在自由提名、自由竞争的基础上选举产生新的国家元首、产生新政府,这就不涉及原有体制的连任问题。现在看来,2020年前后两岸实现和平统一,还没有任何迹象。 
    
     (2018-1-13上午 写于Washington DC 近郊) 

—— 原载: 博訊
纵览中国网站刊登日期: Sunday, January 14, 2018

严家祺:如何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January 15, 2018

【五柳村言】本文前曾发出,但已被屏蔽(海外仍可看到)现应网友WDF的要求,据《墙外楼》文本重新发出,文字内容相同,图片则较上次完整。惟本次发出的也会很快被屏蔽,希望关心这个论题的网友,抓紧阅读或下载。——五柳村编者,2017年12月11日。

在近40年前中国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王沪宁是一位来自上海的青年学者,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那么平平常常,不自我表现,怎么也不会想到他会成为掌握中国最高权力的政治局常委7人之一。我常听叶丽仪演唱的《上海滩》:

浪奔、浪流,萬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
成功、失敗,浪裡看不出有未有。
又有喜,又有愁,浪裡分不清歡笑悲憂,
仍願翻,百千浪,在我心中起伏夠。

5年常委任期,转瞬即逝。王沪宁作为政治局常委会主管党务和意识形态,会有四种可能结局,一是成为像刘云山那样的人,平平常常走出历史;二是在“20大”後升任国家主席或政协主席;三是因五年中高度控制媒体、并推动19大党章也不容许的“个人崇拜”,而受到海内外舆论的谴责而陷入困境;第四,这是最小的一种可能,面对2022年“最高权力更迭”危机,参与领导中国政治的大变革,使中国和平地向民主政治转型。有人认为,第四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然而,2022年的“最高权力更迭”,或其后形势发展,将会使这种可能,被一步步放大而成为现实。即使对王沪宁“绝对不可能”,探讨这种可能,也能使人们对“习後中国”的发展中看到一线变革的希望。

八十年代的往事回忆

1989年6月4日上午,我带了5本经济学、1本政治学的书和几件衣服,逃离北京,所有的照相册、记事本都被北京市公安局取走,其中有我在当时中央政治改革办公室时的照片和与王沪宁的照片。前不久,友人给了我一张1988年访问美国亚特兰大的照片,其中有李慎之、外交部的胡其安、我和王沪宁。那一天,我们在美国朋友何达威家后院聚会,照片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

下图:1988年 美国亚特兰大

后排:何达威(左1) 王云琨(左3) 严家祺(左4) 丘晓(左5) 胡其安(左6) 李慎之(左7) 王沪宁(右2) 郝雨凡(右1)

中国政治学会1980年在北京成立,我记得王沪宁与王邦佐从上海来北京参加会议,当时,王邦佐比王沪宁大二十多岁,王沪宁还只是复旦大学的研究生。每一次在北京,我总是见到他们两个人。1985年,我与王沪宁一起到法国访问,我还记得站着参加当时巴黎市长希拉克的演讲会,那一天住在程映湘、高达乐家。回到北京,中国社科院外事局提醒我说,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后来我知道程映湘和她父母在受到国共两党排斥的情况下流亡,历尽艰难。2014年,我与我妻子高皋到巴黎又看望了风烛残年的程映湘、高达乐夫妇,他们家遍地是舊报纸舊书刊,那天,还与我们还谈起王沪宁的一些陈年旧事。

下图:程映湘是中国共产党二十年代的托派头子彭述之的女儿,2016年程映湘编辑出版了她父亲的二大卷《中国共产主义的起飞》等回忆录。

1985年,上海舉行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中宣部长朱厚泽、胡德平和我从北京去参加会议,住在錦江飯店。这次会议,是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王沪宁来找我时,錦江飯店不让他进门,正好遇见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魏承思。他就他把王沪宁请进了饭店。也正是这次见面,王沪宁结识了魏承思。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常召开座谈会,魏承思邀请王沪宁出席,又把王沪宁介绍给了曾庆红和江泽民。王沪宁率团参加新加坡的辩论会获得胜利,为上海增光,曾庆红和江泽民对他更是另眼相看。

八十年代我曾担任全国青联常委,胡锦涛是全国青联主席。在离任时,每个常委都可以推荐一个人为下届青联委员,因为王沪宁在政治学研究中出版过几本书,为人谦和,我推荐他担任青联委员。胡锦涛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时,我了解到,外交系统不主动帮助他,有人还故意欺负他,而王沪宁在这时就帮助他,因为王沪宁曾多次陪同江泽民到国外访问,熟悉中国外交政策和外交仪礼,对胡锦涛友好帮助,王沪宁不炫耀自己,赢得了胡锦涛的信任。很多人不了解当上了国家元首,看上去威风凛凛,不会有人欺负。其实并非如此,卡特总统当年进白宫,认为他是种花生出身,看不起他,而备受欺负。江泽民刚到北京时,很多官僚看不上他。江泽民把王沪宁调到身边,就是希望王沪宁在理论和外交方面帮助他。

1988年我曾到美国密歇根大学和参加中国政治学会代表团到美国,有一次王沪宁正在爱荷华大学当访问学者。他打电话给我,说爱荷华大学里有“水床”,这是一种灌满水的床铺,躺在上面别有风味。他要我到爱荷华大学去。当晚在大礼堂,我和王沪宁还见到了来自台湾《中国时报》主笔季季,后来我知道她的丈夫楊蔚竟是长期潜伏在台湾的共产党间谍,我在网路上查看到, 季季的可怖遭遇难以想象。

1989年王沪宁到我家来看我,当时我正在美国参加中苏改革比较研讨会,没有能见到。天安门学生运动期间,我们没有联系和交往,我也不清楚王沪宁当时对学生运动的态度。对北京天安门学生运动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但邓小平、李鹏用机枪和坦克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 “六四”後,江泽民要王沪宁到北京工作,我听程映湘说,王沪宁不支持“六四屠杀”,又不愿意表态,以到法国3个月为藉口,住在程映湘家。1992年,程映湘打电话说王沪宁要我新出版的《未来中国的选择》一书,我知道他当时在法国,我们没有见面,也没有通电话,我把书寄给了程映湘。

下图: 2014年严家祺和高皋(右)到巴黎看望两位九十高龄的程映湘(左)和高达乐(中),严家祺摄
 

最荣耀也最悲惨的“职业”

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历史有两大循环,一是秦汉魏晋隋唐宋元明清的王朝循环,二是统一个分裂的循环。辛亥革命到今天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只有袁世凯当政的5年时间短暂统一,后来的中华民国,长期处于不同军阀政权、共产党政权、国民党政权、东北“满州国”多个政权分裂割据状态,就是1949年後,台湾海峡两岸,还是并存着两个至今没有结束敌对状态的政权。

清王朝灭亡後,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义上采用了共和政体,但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根深蒂固,蒋介石5次连任总统,毛泽东终身在位,邓小平连任军委主席,掌握中国最高权力,使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只有胡锦涛在任期结束後,主动地交出了最高权力,这在辛亥革命後的最高权力更迭中树立了榜样。

专制政体不仅使人民深受其害,而且也使首脑及其周边人物处于恐惧和危险中,这是“专制政治争夺最高权力的铁律”。罗马帝国后期、中世纪拜占庭、奥斯曼帝国宫廷政治的残酷,都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现在正在沙特发生的“逮捕17位王子事件”,就是这一铁律表现形式的最新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事件层出不穷。南北朝时,南朝“齐”的第五位皇帝——齐明帝萧鸾,为夺取皇位,废杀了两个皇帝後,又把他们的儿孙斩尽杀绝。清王朝康熙皇帝在位的最后十年,不立皇太子,争夺皇位的斗争十分残酷。毛泽东先后把刘少奇、林彪、王洪文立为继承人,三个继承人都没有好下场。毛泽东死后,华国锋“粉碎四人帮”,实际上是宫廷政变。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废黜了毛的接班人华国锋,并把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判处无期徒刑,江青因绝望而自杀,伟大领袖事实上成了“反革命家属”。林彪是皇位继承人,最后的结局是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宫廷政治是几个人的政治,但为争夺最高权力残酷无情。在人类各种职业中,国王和皇帝的“职业”最荣耀,也最悲惨。中国皇帝的“非正常死亡”,不仅比例高过一般高危职业,而且“凶手”主要出在宫廷内部。网路上一篇《中国最惨的职业——皇帝》文章说: “中国历代王朝,包括江山一统的大王朝和偏安一隅的小王朝,一共有帝王611人,其中,正常死亡的,也就是死于疾病或者衰老的339人;不得善终的,也就是非正常死亡的272人。非正常死亡率为44 % ,远高于其他社会群体。”不仅皇帝“非正常死亡率”高,而且,皇室和大臣的“非正常死亡率”也很高。文化大革命《5·16通知》后几天,林彪大谈中国历史上的政变,惊心动魄,使毛泽东对林彪产生了戒心。林彪害怕政变中“被杀”,就选择了坐飞机出逃的方式。林彪、江青都是“非正常死亡”。

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

我与王沪宁是文革後最早从事政治学研究的,我出身自然科学,希望用科学的态度研究政治,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成立会议上,我作了《以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研究政治》的讲话,研究政治学,就是寻求“非政治化”的途径。国家危亡,人人关心政治。在美国感受不到政治对自己生活的干预。一个国家,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这个国家就有福了。1982年,当时中国政治学会编辑了一套政治学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写的书是《国家政体》,王沪宁写的是《国家主权》。《国家政体》一书,历诉专制政体的弊端,1986年,邓榕来建国门社科院政治学所见我时,我把《国家政体》一书请她送给邓小平。经历过文革的邓小平,对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深恶痛绝,他有意改变党凌驾于政府之上的现象,他反对“个人崇拜”,主张“废除终身制”。

【图】网上下载的 198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政治学丛书《国家政体》《国家主权》封面
 

1982年中国公布的新宪法修改草案,明文规定国家元首和首脑连任的限制,这是中国政治的巨大进步,但宪法另设中央军委主席,没有任期限制。当时我研究各国政体,了解到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政权,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总是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只有伊朗、朝鲜是例外。1982宪法草案把这一权力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手中分离了出去,在社科院内部向中央反映的1982年一期的《要报》上,我撰文提出这种规定的危害性。这一问题,我在北京讨论宪法草案座谈会上也公开指出。(见《光明日报》1982年5月5日《从长远观点看宪法》)事实证明,这正是造成1989年政治灾难的一个制度原因。可以预测,五年後,到2020年“20大”最高权力更迭时,习近平和王沪宁将不得不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1982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中国至今没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报刊上也没有人敢于指出这一问题,但这样下去对一个中国政治长远发展来说不好。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

在未来五年或十年中,中国有可能会对1982宪法进行修改,使得国家行政权集中统一,但受宪法限制和议会监督。修改後的宪法让国家元首掌握最高国家行政权,包括武装力量统帅权,同时进行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未来的中国不能用几个“常委”来统治,“九龙治水”可以在小国实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实行“委员制”的。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是一个国家成为“共和国”的根本标志,不能动摇和废除。废除这一条款,就是皇袍加身,复辟君主制。袁世凯就是前车之鉴。

历史是人创造的。“创造历史需要特定的思想、广阔的眼界、洞察力、决心、毅力、谋略、号召力等等,它是许多思想因素和情感因素的综合。” 创造历史要有变革现状的动力。(严家祺《创造史观》,《前哨》2011-8)然而,历史不是任意创造的,历史发展中存在不可抗拒的力量,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伟大的政治家就是顺应时代前进的步伐,推动历史的进步。

在2020年前,习近平不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修改1982年宪法关于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规定,如果他要走江泽民2002年的老路,继续担任军委主席,并担任党的主席或总书记,习近平就要面对明显的或看不见的政治风暴,随时会面临“津巴布韦式政变”。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政治家,唯一的选择是,依靠人民力量,主动推进中国政治的伟大变革,像英国1688年革命、佛朗哥後的西班牙、战後日本和台湾那样,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如果习近平不愿承担这一伟大使命,这样的政治家也必然会出现。

怎样处理“个人崇拜”问题

王沪宁今后会主管党务和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这就使他卷入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如果说,18大後五年,王岐山身处在中国政治漩涡的中心,那么可以说,19大後的五年,反腐会走向“法制化”,赵乐际会小心翼翼,而王沪宁的舆论管制,“封网翻墙”事件将层出不穷,会使自己被卷进争端的漩涡中心。

现在的王沪宁就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如何处理正在兴起的“个人崇拜”问题。当年毛泽东对林彪的那套“个人崇拜”和“天才论”就十分反感,但“个人崇拜”是专制政治中会反复出现的现象。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首脑论》一书。我在这本书中写了一节专门探讨“个人崇拜”问题。其中写道:“当首脑可以终身任职而且拥有无限权力时,首脑崇拜是这种制度下的常见现象。”“古代罗马从共和变为帝制、拿破仑·波拿巴把法兰西共和国改为帝国,中国近代史上袁世凯称帝,都是首脑人物在改变政治制度的同时发展首脑崇拜的实例。”每一次大规模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如果以“崇拜度”

【图】《首脑论》的海外版、日文版、韩国版
 

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那么,“个人崇拜曲线”就是一条“钟形曲线”。毛泽东个人崇拜,九大达到高峰,两年後因“9·13事件”,迅速下滑。1982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明文规定:“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时,这条“钟形曲线”下降到最底点。今年十九大《党章》仍然保留“党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规定,但19大1中全会後第一天的《人民日报》头版版面,一反邓小平以来“禁止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的传统。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1971年5月底,中共中央向各地下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谈话纪要》。第一次向外界透露了他对林彪的反感和不满。毛泽东说:“崇拜搞得过分了,搞许多形式主义。比如什么‘四个伟大’。”毛泽东用英语说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后,说了一个词“讨嫌”。陈伯达搞“个人崇拜”,被毛泽东称为“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也是前车之鉴。

现在中国掀起的新的“毛泽东热”,是中国近二十年来两极分化的反作用,中国贫穷阶层,以怀念毛泽东的方式来表达对共产党政权的贪污腐败的抗议,就像1976年天安门事件中人们以怀念周恩来,表达对毛泽东和文革的不满和抗议一样。但从总体上说,今天的“毛泽东热”,是对邓小平时代“有限非毛化”的倒退。市场经济造成的两极化只能用市场经济和财政货币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来解决。缓解两极分化,求助于毛泽东时代的“平均主义”,必将南辕北辙。利用“毛泽东热”,搞新个人崇拜,必将适得其反。

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近30年来,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中国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资本主义大发展的时期,但两极分化愈来愈严重。

太平天国产生的根源是清王朝的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共产党的壮大是国民党专制政治和两极分化的结果。今天,中国的毛泽东热的根源来自于“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可以说,19大的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改变“六四”後愈来愈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

改变“两极分化”,有两种途径,一种是依靠暴力威胁和政治强制,另一种是依靠推行一系列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收人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推行个人崇拜,依靠毛泽东热,是第一种途径。近一个世纪以来,所有发达国家,都早就把“社会公正”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社会公正不是经济平等,而是既保障私人财产所有权、承认财产差别,又通过政府政策调节收入差别,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系列制度。中国不能正视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为缓解现在日趋严重的两极分化,就把这种做法称之为新时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今天中国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就只能在“资本主义”的身上穿上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外衣了。

民主政治是权力来源与人民的政治,在民主政治下,政府权力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人民权利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障。“法治”是“法的统治”,就是执政党、政府的权力也要受到宪法和法律的限制。中央与地方,权力有明确划分,立法、司法、行政权之间有分权制衡,主要政务官由政府首脑提名,由议会批准,文官没有任期,按法律任命,只有政务官与国家行政首脑共进退,保障了最高国家权力的同步更迭。最高行政权是集中的,不容存在胡锦涛时代的“多头政治”。现代欧美国家的政治制度虽然都包含这些因素,但一些国家议会中存在“过度制衡”的“否决权主义” (Vetocracy),这并不有利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

中国到了大转型的时候了。大转型的就是为发展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创造条件,大转型的第一步,要像当年胡耀邦做的那样,在重大问题上恢复正义、平反一切冤假错案,使全国人民看到正义的阳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应当肯定,但他一手制造“六四屠杀”必须否定。为此首先要为胡耀邦、赵紫阳正式平反、恢复名誉,公布“六四事件”真相。达赖喇嘛多次声明“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要欢迎流亡国外近60年、82岁的达赖喇嘛和流亡藏人回到中国。要停止对达赖喇嘛的攻击,对达赖喇嘛的攻击,所有藏人感到的是对藏人的侮辱。要把达赖喇嘛“高度自治”的主张和他回国问题分开处理,如何改善自治制度,是修宪制宪讨论的问题。要善待法轮功,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大转型的关键是在全国每一个地方真正确立“法治天下”的原则,把国家宪法放在政党、利益集团、个人之上。宪法可以按宪法规定的程序修改,但宪法的权威高于党的政治局常委。没有“法治”,中国人的权利就没有保障。要平反一切“冤假错案”。请关注被判无期徒刑的王炳章,他年满70岁,被关押15年,在狱中已中风三次,身患重病,让他“保外就医”,容他与家人团聚。王炳章为中国民主奋斗,他没有罪。就是“罪犯”,受到监禁,但“罪犯”的应有权利也应当得到法律保障。

通过和平的道路从专制向民主政治转型,早有先例。中国向民主政治的转型肯定会受到顽固势力的反抗和抵制。就像“真理标准大讨论”时期一样,新闻自由击败了反对改革开放的顽固势力。在19届政治局7人常委中,至少有4个人是不会反对民主转型的。王沪宁熟悉世界政治,了解变革方向。一个政治家心中要有大爱,要把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前途放在第一位,推动中国和平民主转型这一伟大的变革。如果王沪宁要走刘云山的路,五年下来,必将结怨甚多。中国唯有走和平的民主转型的道路,才能走出2022年及其後一连串的政治危机。

两岸统一,走向“第三共和”

国家政治体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政体问题,共和制、君主立宪制、总统制、内阁制、委员制属于政体问题;二是国家结构问题,涉及中央地方关系、整体和部分关系问题,中央集权、地方分权、邦联、联邦、一国两制属于国家结构问题。

随着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两岸的和平统一必将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结构问题上,未来的中国最有可能的是成为统一的、联邦制的共和国。交通运输的发展,人口的流动,地区间愈来愈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使中国难于分裂,从地缘政治来看,蒙古会回归中国,西藏、新疆没有独立可能,香港独立只是几个人的“香港梦”,他们可以大讲特讲,无需当作一件事情来声讨和批判。就像金融市场中的“做市商” (Market Maker)一样,对所谓“独独独”的批判,实实在在是“做市商”的喧嚣,为周永康之流藉口“国家安全”增加“维稳经费”。民主政治将打断王朝循环,联邦制将结束统一分裂的循环,中国有几千年历史的“两大循环”就此消失。

两岸和平统一,需要两岸共同召开制宪会议,制定中国的新宪法。这部新宪法,可以称为“第三共和宪法”。唐宋元明清是专制王朝,辛亥革命开始了中国共和时代,中华民国,是中国的“第一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第二共和”,尽管毛泽东和其后的中国政治充满专制色彩,但还是与大清王朝“一家一姓”的皇位继承有所不同,1949年後的中国,把“家天下”变为“党天下”,既可以称为“红色王朝”,也可以勉强地归入“第二共和”。两岸统一後的中国,以制宪会议通过“第三共和宪法”为标志,将进入中国历史的“第三共和”时期。第三共和国,就是“中华共和国”,或简称“中国”。政治世界没有乌托邦,就是“第三共和”时代,还会带有不少旧时代政治的残余。

下图: 1992年美国“八方文化出版社出版的《第三共和——未来中国的选择》, 当年巴黎的程映湘把这本书交给了王沪宁
 

2002年,我曾在香港《前哨》月刊、《信报》和纽约《世界周刊》发表过多篇关于在未来中国采用“总统制”的文章。第三共和时代,中国的共和制,按照中国国情,以采用最高行政权集中在总统手里的“总统制”为最适宜。

中国前途既曲折多难,又灿烂光明。最重要的是,中国一定要有民主、有法治。民主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可以消除最高权力更迭的灾难。没有民主法治,中国永远走不出“治乱分合”的循环,中国复兴就是空话,多高多大的GDP也会一落千丈。有了民主和法治,残酷的“宫廷政治”才会消失,人民的权利才能得到可靠保障,市场经济才能有效运转,科学技术才能突飞猛进,一个自由的、民主的、文明的、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平等而团结的中国、一个维护东亚和世界和平的中国就会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2017-11-3 写于美国Washington DC近郊,2017-11-15增补,在谈及中共“20大”处,加了两段话。)


张鸣:这个伤疤揭不得

January 14, 2018

博谈网2018-01-14 08:25 来源:《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政治斗争,你死我活,是自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指令,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

运动就是一个剧场,一个可以活生生上演杀人、伤人、逼死人命的剧场。所有人都在剧场里尽心尽力地演出,这一场扮演整人的,没准下一场就变成了被人整的。剧场里不分生旦净丑,各种角色,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百分之九十五的好人,一种是百分之五的坏人,任何人都不知道那百分之五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为了争取让自己被归在那百分之九十五里,都得拼命地表现,只要那百分之五的角色显露出来,就同声讨伐,越是站在边缘上的人物,表演得就越是积极或者说激烈,背后的告密,也越是动作频频。

运动是个绞肉机,这个机器的动力,居然有部分来自于被绞的肉,那些被整的人。即使是被投入到机器之中,还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努力表现,你可以爬出来,变成那百分之九十五。于是,背上打了红字的人,就拼命地爬,拼命地劳作,百倍的努力,万倍的辛劳,同时也拼命地检举揭发告发同类,用自己的政治觉悟和果敢的行动,向机器的操作者表明,自己其实跟被绞的肉不是一类人,原不该经受这样的磨难。

这样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发生,关键在于运动的设计和发动者,占据了绝对的道德制高点。所有的运动,都是以人民和人民事业的名义进行的,绝大多数被整的人,也认可整人者的这种名义。在这至高无上的名义下,无论干的事多么荒唐,被整者有多大的冤屈,至多敢抱怨一下具体的政策偏差或者整人者的素质,决不敢怀疑运动本身。当年可以在国民党军警面前拍案而起者,不畏杀头,不畏强暴,但进入运动场景,就只能束手就擒。只要被整,无论看上去有多大的冤屈,环顾四周,都是横眉冷对,同仇敌忾,所有人,包括你的亲戚朋友,都认为就是你有罪,群众的声音,印证了整人者代表人民事业的神话。极个别清醒者的呼声和被整者的呻吟,都很快被湮没在人民群众被动员起来的汪洋大海里,连个泡沫都不起。

当然

,这样的运动,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条件。全能主义的国家政权,扫荡到了社会每一个角落,把每个人都组织到国家控制系统之中,连没有工作的大妈都有组织管着——街道居委会,没有户口,粮食关系,组织关系,寸步难行,即使有钱,也得饿死。不合作,不屈服,则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除非躲进荒无人烟的大山里,做白毛女。整体物质匮乏的条件下,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每个城里人,都万分珍惜自己的城市户口,只要有人威胁将你下放,不再管饭,就跟判了死刑差不多。如果真的判了刑,变成人民的敌人,那么,就等于死了一样,即使活着,也是行尸走肉。

这是一种别样的恐怖,深入骨髓的恐怖,挟带着道德正义的恐怖。运动中,没有人敢不积极,不积极意味着自己兴许就会挨整;运动中,也没有人敢抵抗,如果不投降,那么自己粉身碎骨也就罢了,你的家人怎么办?运动从来都伴随着一连串的株连,那些挨整的人,就像得了恶性传染病,沾边就会遭殃,自己的亲朋好友,最好的自保方式,是赶紧跟这种人划清界线。

吊诡的是,从历次运动的实践来看,那些出于各种原因,无论是公开的揭发、还是背后的告密的人,只要是被整者的亲朋好友,并没有因他们的被动揭发或者积极揭发,私下的小报告,最终逃脱挨整的命运,反革命的妻子揭发反革命,无论怎样彻底,把床头话都贡献给了组织,还是反革命臭老婆,右派的朋友揭发右派,最终也是右派,身为右派或者反革命的人,检举身边的人,照样不能让自己脱罪。甚至组织有意安排的眼线,下场也并不好。但是,这样的揭发告密,却并不因此而减少,只要运动一来,大家就按照过去的模子走。显然,这些人其实没有其它的选择,尽管一次次的热脸贴在冷屁股上,但是只要存在一丝希望,一丝自我脱罪的希望,这些人就还会这样做。

在运动中,不是没有清醒者,也不是没有品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值得我们百倍地敬仰。但是,每个人都有弱点,即使品德高尚之辈,在人民事业,国家利益的面前,都是可能被说服的。即使每个人告密揭发别人的动机不高尚,也不纯洁,纯粹就是为了自保,其实也不是不可以理解,毕竟,他们摊上的是一个人类前所未有的陷阱,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

文人也是人,而且是比普通人更敏感、更脆弱的人,也是被历次运动重点关照的人,他们中的告密者,互相撕咬者,甚至可能比普通人更多。这些人活到今天,人性已经复苏,回首往事,肯定会比普通人更加羞愧,羞愧到无法正视自己,既然无法正视,自然必须选择逃避,忘却,否则,怎么可能有勇气再活下去?我相信,这些告密者,无论在今天看来多么无耻,但是如果没有这些运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无论如何都走不到那一步的,其实,我们这些没有做过同类事的人,审视一下自己,在当时的认识水平下,如果我们也给抛到那个可怕的剧场,那个绞肉机里,我们能不能保持气节?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当年活下来的曾经的告密者,都垂垂老矣,剩余的岁月不多,当年的疮疤,留在被害者身上,也留在了他们心上。更严重的问题是,在特殊的岁月里,这样的告密,揭发,几乎无处不在,几乎所有吃国家饭的人,都会面临对组织交代自己以及其他人问题的尴尬,如果全部追究起来,这个世界将会怎样?柏林墙倒塌之后,类似的事情,已经在当年的东德出现过,毕竟,那是一个特殊政治场景造成的疮疤,这个疮疤,至少在目前,揭不得。

道理很简单,在一个无法自由言说的时代,一个档案不公开的时代,信息不完全,只凭着透露出来的部分档案或者传言,就互相揭底,根本无法有充分的讨论和对真相的追究,最后只能是当年的受害者或者家人互相火并,在个人道德上纠缠,从而忽略了对体制和运动本身的批判。

《炎黄春秋》2009年第6期

海航逾期 千亿美元债务危机发酵?

January 14, 2018

金融界-今日头条:“爆炸:刚刚 海航逾期 千亿美元债务危机发酵?(余礼Wesley‏ @wesleyyuli 5小时5小时前

山雨欲来风满楼!

海航旗下p2p平台出现逾期!!!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1月4日,海航集团旗下互金平台聚宝汇在兑付员工和个人投资者的资金上出现逾期。聚宝汇通过电子邮件告知员工,针对他们此前所购买的投资产品兑付将被推迟。


冷眼:海航互金平台突爆違約!千億美元債務如何破?(冷眼:海航互金平台突爆違約!千億美元債務如何破?2018/01/13 17:09)

據媒報道稱,海航集團旗下互金平台聚寶匯在兌付員工和個人投資者的資金上出現逾期,所購買投資產品的兌付將被推遲,而這是該平台第二次推遲兌付,基本宣告違約。

據彭博報道:海航集團旗下公司近幾周在一些中資銀行存在貸款本金或利息逾期未及時償付的情況,導致三家銀行凍結了部分尚未使用的授信。(阅读全文)


对于浩航的问题内地媒体早有报道,下面是何清涟推特提供的几篇

He Qinglian‏ @HeQinglian 2小时2小时前转推了

关于海航的国内报道:

2005年时代人物周报: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中国没有人能看懂海航 http://www.hq.xinhuanet.com/news/2005-09/20/content_5167536.htm … 

2016年11月23日:从飞机翅膀都买不起到成为香港地王海航怎么玩? http://cj.sina.com.cn/article/detail/2005580195/109101?from=hq … 

2017年4月:海航“迷雾”:股权结构复杂隐秘 国开行授信1000亿 http://finance.sina.com/gb/economy/sinacn/20170423/16351589893.html …

【五柳村补注】以上三个网址在内地都难以打开,但搜索这些文章的标题可以得到多个结果。其中有仍能打开的,各列一例于下:

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中国没有人能看懂海航_财富人物_财经纵横_...

从“飞机翅膀都买不起到成为香港地王”,海航怎么玩?_网易财经

海航迷雾”:股权结构复杂隐秘国开行授信1000亿_未来网

德国之声 |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被强拆

January 14, 2018

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被强拆

  • 日期 11.01.2018
  • 作者 德国之声 中文网

据对华援助协会消息,山西临汾浮山县家庭教会耗资1700万人民币兴建的金灯台教堂,于周二被当局以爆破方式强拆。中国官方《环球时报》报道证实金灯台教堂被拆除,称临汾市正在进行一场清除非法建筑的运动。

德国之声中文网)本周二(1月9日),山西临汾金灯台教堂传出被爆破强拆的消息。在美国的对华援助协会刊登了教堂建筑被毁、十字架倾倒在地的图片。

金灯台教堂属于临汾的家庭教会,即未在政府宗教事务局登记注册,并非官方认可的"三自爱国教会"。

 

对华援助协会消息称,金灯台教堂所属家庭教会的带领人杨荣丽牧师,2009年因拒绝将教堂建筑物交给政府,又到太原市上访维权,被法院以"非法占用农地罪"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判处7年监禁。除杨荣丽外,还有四人被判处三年到五年半监禁,另外五人被判处劳教两年。事件当时曾引发国际关注,称之为"9·13"临汾教案。杨荣丽2016年刑满出狱。她表示,获释后,当地官员要求她给教会挂上三自教会的牌子,但她拒绝。

对华援助协会消息称,杨荣丽表示,她因上访维权被抓后,当局曾提出给她一千万元,收购金灯台教堂,被她拒绝。据对外援助协会消息,杨荣丽原是山西师范大学老干部处公职人员,自1998年全职负责教会后,将原本几十人的小教会发展成拥有5万名基督徒的大型教会。

 

自2009年金灯台教堂被封锁。该家庭教会曾于2013年发表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公开信,其中提到教堂由公安把守,门窗俱损,满目疮痍。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英文网站周三报道称,山西临汾在全市清除非法建筑的运动中,拆除了金灯台教堂。临汾一名政府官员匿名表示,"有一位基督徒将他的农田提供给了当地的一个基督教会,他们秘密建起了一座教堂","土地的拥有者没有申请必要的批准"。这名官员称,教会的创立人从未登记注册。

BBC电视台本周报道了金灯台教堂被强拆的事件,并引述对华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说,如果该家庭教会同意加入三自爱国教会,将意味着教会的带领人必须服从政府部门的领导。

另据美联社报道,金灯台教堂附近的一个教会的牧师匿名表示,周二看到大量武警,之后听到很响的爆炸声,但没有亲眼看见。美联社报道,中国有估计6000万基督徒,其中很多是在家庭教会聚会。

纽约时报中文网‏认证账号 @nytchinese 2分2分钟前 

本周,中国警方使用重型机械及炸药,将山西省的金灯台教堂夷为平地。这间教堂是该国最大的福音派教堂之一,有超过五万名基督徒在其中做礼拜。 “对金灯台教堂的反复迫害表明,中国政府不尊重宗教自由和人权,”观察中国宗教自由的美国组织对华援助协会的创始人傅希秋说。

法广 | 打苍蝇 四留守儿童自杀地毕节爆官员偷吃扶贫款

January 14, 2018

作者 艾米 发表时间 13-01-2018  15:57

2012年发生过五名流浪儿死于垃圾桶中,2015年曾发生4名留守儿童集体喝农药自杀的贵州省贫困地区毕节市,今天被爆出有多名“苍蝇”干部偷吃挪用扶贫款的丑闻。

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贵州省毕节市多名干部因“偷吃”扶贫款被处分。他们的行为包括索要好处费、截留项目款、虚报冒领和套取补助款。

被通报的案例包括:赫章县达依乡和平村的村党支部原书记徐定东、村委会原主任李镇材等人,在实施产业化科技扶贫养羊项目时,采取借羊应付验收的方式骗取项目补助资金71680元。徐定东受到开除党籍处分,李镇材等人受到留党察看二年处分,违纪资金予以收缴。

七星关区八寨镇中厂村党支部原书记张仕忠因索要好处费,并虚报冒领退耕还林补助款近六万元。另外,他还采取虚报高速公路征地面积方式套取赔偿款十七万元。受到开除党籍处分,违纪所得予以收缴,并移送司法机关。

此外,威宁县盐仓镇三寨村党支部书记邓广富利用职务之便,违规将不符合条件的其父亲、母亲、胞弟、侄子4人纳入精准扶贫系统。邓广富受到党内警告处分,违规纳入对象予以清退。

日前, 云南省昭通市8岁的王福满日前顶着零下9度低温步行一个多小时上学,头髮都结成雪白冰霜,一双小手沾满泥土、冻得发紫,胸口还挂了一把钥匙,点出“留守儿童”身分,引起社会高度同情。中国男孩的照片在网络上出现后引发广泛关注,被称为“冰花男孩”,再次引发中国网友对留守儿童命运的关注。

贵州的“留守儿童”问题多次出现在媒体版面,毕节市2015年有一兄三妹一起喝农药自杀,最大的哥哥13 岁,最小的妹妹才5岁。调查显示,他们生前曾遭受过严重家暴,导致性格孤僻,事件发生后震惊社会。

评论称,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称,2020年将实现全面脱贫,但王福满的故事与毕节市4兄妹的自杀悲剧,都曾引起民间对成功脱贫的质疑。而不透明的行政救济程序,也令外界好奇,扶贫款是否真能涌入需要的家庭。

另外,毕节市市委宣传的微博上报道称,1月9日,贵州省扶贫基金会收到恒大集团捐赠的20亿元扶贫资金,用于结对帮扶毕节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据悉,恒大集团计划无偿投入110亿元帮扶毕节市1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目前已累计捐赠到位60亿元。


相关报道

贵州毕节多名干部被处分:变花样 偷吃 扶贫款_网易新闻

毕节4兄妹服农药死亡,留守儿童何处安放童年?_新闻中心_新浪网

贵州毕节4兄妹的留守儿童服毒自杀之殇_教育快讯_南方网

留守儿童心理咨询:毕节留守儿童喝药自杀后的反思-搜狐

刘亚伟:激赞扒门阻车女说明了什么

January 13, 2018

2018-01-14 刘亚伟 游走与阅读

 

规则:既反对强者特权,也反对以弱者名义挑战他人权利

 

出门旅行为什么要花时间做各种功课,为什么要做好各种准备?大家都希望一路顺风顺水,希望预定好列车轮船飞机都能正点运行,保证自己预计好的旅行计划一步步正常实现。

 

特别是一家人一起出门旅行,都希望一家人始终在一起,谁都不愿意半路落下一个。这是人之常情。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尽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守时有序运行;每个乘客必须准时有序乘车。这是常识。

 

看到一篇为那位扒住车门阻挡高铁发车的罗女士辩解的文章《合肥女教师阻止高铁发车:她用自己的尊严,为弱势群体维护利益》,竟然获得了十万+的阅读量和数以万计(目前已是五万多)的点赞,由此可以看出这个社会的规则意识缺乏的程度,以及这个社会病态的程度。(见下二图)

 

 

 

 

规则的实质是契约,是为了共同生活,为使共同参与的游戏得以进行下去,而做出的承诺——参与者相互之间平等让度自身的部分自由或权利。

 

规则所标志的是群己权利的一个边界。公共规则代表着这个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本的秩序,是所有社会成员的权利和利益所在。

 

一个人越界,侵犯的是所有游戏参与者的权利和利益,是对所有人权利和尊严的冒犯。

 

一个车次因此而晚点,几百乃至上千人的为此付出了时间的代价。时间本质就是生命,不守规则而耽误他人的时间,是对他人生命尊严的侵犯。

 

如果如高铁运营部门所说,她这个行为已经影响到数百个车次的正常运营,那么所有已经购票,依据正常运营时间做出时间规划的人的权利都受到了侵犯。

 

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尽可能排除各种干扰,守时有序运行;每个乘客必须准时有序乘车。这是公共规则,也是常识。

 

铁路运营时间以及相关运营模式,不仅仅有规则对乘客的约束,同时也是对每一位乘客安全准时到达目的地权利的保障。

 

遵守公共秩序,维护社会基础设施的正常运行,是每个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一个人不能为一己私利,就任性地要求公共规则和公共秩序来服从你的利益和意志。

 

在合肥罗女士扒门阻止高铁发车这件事上,不管持有什么貌似值得同情的借口,不管围观者和为罗女士点赞者又找到了多少其他理由,都不能逆转和掩饰罗女士这个行为已经侵犯了别人权利和利益的事实。

 

遵守规则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同时也是尊重自己的权利。大家都守规则,一个社会人与人之间才能保持一种理性的平衡状态。

 

权利意识与规则意识是统一的。规则意识就是公共意识。规则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强者弱者之分。应该既反对强者特权,也反对以弱者或弱势群体名义对他人权利权益的挑战。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为己为人,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努力维护一个社会最基本的公共秩序。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怀着温情,追求正义。

刘亚伟,笔名亚子,1953年生于山东曲阜。北师大研究生学历,自由作家,独立学者。致力于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现代性转型。近期有《自我启蒙与救赎》系列讲座。

View older posts »